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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病 ---看图片有感(37期 Isun Affairs)  

2013-01-04 12:52: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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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病 ---看图片有感(37 Isun Affairs

 

温克坚

 

这基本是由一组照片构成的报道,文字叙述简单平实,几乎就是用最少的文字在阐述一个个不幸个体的遭遇,对于他们遭遇的不幸,报道没有煽情,只不过把他们的不幸复述出来。 每一个病人都有名字,都有照片,有图有真相,这些人看上去似乎都有些熟悉,我们似乎在哪里见过,是的,他们曾经在附近出现过,他们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是中国病人。

 

本来通过一些个体镜像,来呈现一个国家病态,是有些粗疏的,不过好在生活在这个国家的读者,对这些患病者的意象,生活经验都给了他们各种各样的感知,这种意象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并不突兀,他们知道,这些个体镜像背后包含了太多的相似性。托尔斯泰曾经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不过在中国,不幸的家庭也都是相似的。

 

因为有过太多的相似性感受,很多人其实已经麻木。 是的,不计其数的工伤,据说某一年光深圳就切下了2万多个手指,是的,有很多人跳楼,是的有很多的精神病人,还有很多的被精神病的, 是的还有很多结石宝宝在呻吟….这一切疾病带来的苦难,已经太多太多,好像一定要有意识的选择不去面对,不去正视,才能让良心得到一些麻木,缓解那种巨大的压迫感。

 

深究下去,每一种疾病背后都有共同的制度肇因。

 

首先是这些病人的共同的社会身份,他们是内陆身份的农民,通过正常的辛勤劳作,他们无法维系一个正常的生活,因此被迫背井离乡,来到沿海经济繁荣的区域打工。劳动力流动本是提高资源效率的重要条件,是经济体自由度的表现,但是为什么打工者会有某种共同的社会身份?这背后是因为在制度和政策层面的不公正。农民本来是一份职业,可以通过提供农产品维持一份体面的生活,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对农民权利的践踏和剥夺,农民成为这个国度的三等公民,农产品的定价权,农业生产资料的垄断,城乡二元社会的存在,使得农民无法正常的获取公共服务,使得农民,农村成为衰败的代名词,他们需要通过千里迢迢的打工,却只能维系简单的生活。

 

面对劳动环境的恶劣,黑心资本家和对企业主的咒骂,是很有诱惑力的出气口。但是为什么恶劣的劳动环境长期得不到改善?为什么工人们缺乏必要的博弈能力? 这些才是更深层次的问题。从企业角度来看,在繁重的税负压力之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在土地,水电等成本普遍上涨的状况下,广东的制造业其实都已经徘徊在微利的边缘,因此让他们改造劳动环境,提高工作环境的安全,已经没有动力,企业主如果有机会剥夺其他要素的价值,那么他们一定趋之若鹜, 因此环境和劳工权利成为最直接的牺牲者。

 

而在问题的另一端,工人们在和企业的博弈过程中,个体往往是很难有平等的资本和企业对弈的,因此需要集体谈判权,也就是组建工会,通过有组织的博弈来达到平衡。 但是现有的法律和社会管理体系剥夺了工人们的这一最重要的权利,工人们的权利被践踏的时候,他们不能通过集体游说,甚至罢工的方式来主张他们的权利。 工人结社权的缺失并不是说工人们缺乏自觉和权利意识,而是因为政府出于对社会力量的警惕和反制,通过法律和行政权能有效的禁绝了这类组织的大规模出现。本来作为公平裁决的第三方,政府成了劳资双方共同的祸害。

 

从这些个案和结合普通人的就医经历,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的所谓医疗体系在应对疾病方面是多么低效。很多工伤,很多疾病,如果在一个积极有效的医疗体系下,本来是有机会获得充分的救治,给予病人们重新恢复健康的机会的。但是医疗体系的畸形现状,一来是计划体制约束了医疗体系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回应能力,二来是医务人员失去了职业道德,使得医疗水平长期低靡徘徊,三是巨大的代价,看病难,治病难,医疗体系成为社会发展的顽疾之一。

 

一个正常社会,除了政府所应该承担的基本的必要的公共服务之外,大部分的社会救助功能,其实是由社会自身来完成的,因此需要成立很多慈善公益机构,专业救助机构,社会自组织等等。 而基于对社会组织的恐惧,政府的做法是复制了一个政府实际管控下的效率低下的非政府组织体系,而对社会力量设置了巨大的障碍。这些身患疾病的不幸人群,除了非常有限的基于家庭式救助之外,就基本得不到社会力量的有效帮助。一个缺乏互助心的社会,并不符合普遍的人性,只是人性中友爱互助的部分,被国家机器所限制,从而失去了正常发展的空间。无数结石宝宝的经历,可以证明政府是儿童救助的阻碍者,是恶本身。

 

我们无法避免疾病,但是当一类类疾病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 那么一定是制度层面出现了重大的问题。设想下,如果在政治权利方面是平等的,充分的,那么首先农民就能作为公民,主张他们完整的公民权利,而不再需要像现在这样,成为被社会遗忘的角落。 他们有能力进行表达,有能力影响公共政策,他们就可以摆脱成为弱势群体的宿命。同样的道理,当政治制度是良善的,那么艾滋病,环境污染,工伤群体等等受害者群体,都可以以各种各样的公共参与方式来维护他们的权益,而社会必将以积极的方式回应这种诉求。

 

如果把上述制度性的因素,称为中国病,其实意味着我们都是中国病的病毒携带者。祛除病症,构建健康的生活环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参与,也有能力参与,多一个健康的细胞,社会肌体就多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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