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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人不忧天  

2010-03-17 08:49:0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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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人不忧天---转型期的社会秩序
 

在最近参与的几次小型讨论中,无意之中话题重心就有所转移,集中到转型之后的社会秩序问题。很多朋友倾向于认为,制度转型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发生。与5-6年以前相比,那时候更多的人认为制度转型是遥遥无期或者不可企及的,看来随着经济社会形势的变迁,人们对于制度转型的预期在加强。而与之相关联的一个话题是,更多人关注制度转型期间的社会秩序问题,或者更确切的说,很多朋友对民主化转型期间可能引发的社会混乱感到担忧。

对于转型期的社会秩序问题,我曾经在2005年前后做过一些简短的阐述,我当时的基本观点是,政治转型也许不会一帆风顺,但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社会秩序不会恶化到特别离谱的程度。5年过去了,期待中的政治变革迹象日隆,人们对未来的不安,焦虑情绪也更加普遍,需要在新的社会情境下,重新发掘和阐述社会运行的一些基本逻辑,以化解笼罩在部分人脑海中天下即将大乱的联想。-----其实,这种对政治转型的恐惧想象,是执政者反复灌输和植入的,有了这种想象,当局反复推销的稳定论就有了广阔的市场。  

那么回到中国转型问题本身,政治转型会意味着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呢?虽然对于未来,我们不能武断,也不应盲目乐观,但是下列因素的存在,可以让人们对未来的社会秩序有一个合理的期待。

社会秩序的有限性特征。我们必须要明白,人们通常说的秩序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但是绝大多数人们,并不生活在一个抽象的概念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具体的场中,因此只有把秩序还原到一个具体的情境里,秩序这个本来抽象的信息才变得可供理解,讨论和选择。那么对于个体来说,在一个具体的场景里的秩序意味着什么呢?必要的物质基础,水电煤气,必要的便利,超市交通医院,必要的安全保障,产权和住房等等,我想这些因素才是对大多数个体来说最关切的秩序维度,至于泛化的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对于大多数个体来说实在并不相关。如果以这种视角来看,那么争论可以变得更有针对性,比如未来的政治转型将会威胁到这种保障基本生活的秩序吗?未来的政治转型,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和普通人的生活场景相关联? 起码以我的视野来看,当下社会中主张政治转型的同侪们几乎没有主张进行大规模社会革命的,没有人要颠覆现有的生活模式,也没有人描绘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场景。恰恰相反,大多数致力推动政治转型的朋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既有的生活方式,是为了确保产权和安全,即将到来的政治转型并不是一项全新的社会改造工程,而只是在政治合法性规则的变化。这个变化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但是一个目的明确的推向宪政民主远景的社会运动总归是一个逐步收敛的震荡过程。

社会秩序的延时性特征。 如果加入时间的维度,可以看到这个政治转型虽然动作缓慢,虽然迄今为止看上去似乎还是原来面貌,但是任何一个政治转型过程都是一种分解动作,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不管人们是否喜欢,客观上,中国的政治转型是一种渐进的进程, 最近三十年,从极权到威权到后威权,原有的政治结构逐步自我瓦解,只是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转换到宪政民主的框架中。而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并没有政治真空期。总是有一股或者多股政治力量在博弈,在竞争,而提供基本的社会秩序是任何政治都必须完成的基本功。政治变革是不同力量之间一个相互拆解,逐步演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基于独立的社会力量(后面还将谈到第三方社会力量的因素)的存在,客观上提供了一种保障秩序的机制,如果其中一方肆意破坏基本的社会秩序,那么等于是政治上的自残,不可能获得社会性力量的背书和配合,因此这些不同力量之间,就可能达到某种均衡,而在这个均衡状态下,基本的社会秩序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当然,政治规律告诉我们,政治总是多个对手参与的游戏。在目前的政治结构下,这种迹象其实已经相当明显,太子党,官僚集团,团派等等政治符号的流行,就折射了各种政治子系统的存在,政治转型很可能有两个层面,表面上是政治标签的转换,比如从专制变为民主,宪政主义的政治竞争规则开始浮现。但是在转型过程中,实际的政治操盘手,并不必然是朝野之间的换位,而是目前政治子派别上位,获取更多盘面,从而达到控盘的力量。这是发生在苏东国家转型的典型特征,虽然这种路径是不幸的,这种路径也不符合大多数民间人士的期待,但是这也许是社会力量均衡点移动必须经过的过程。民主化不是从专制到民主的政治结构的瞬间切换,而是一种呈现拉锯特征的均衡点的位移,根据国外民主化学者的典型研究,从一种均衡点切换到另外一个均衡点,大概需要15-20年的时间。这个规律给忧虑者提供的启示是,千万别担心现在的政治力量及其对手会在一夜之间人间蒸发,从而诱致天下大乱,重新陷入丛林世界。只要民间拥有独立的力量,对政治对手们来说,就有了提供政治秩序的激励机制,从而获得更多可能的权重。 只是,由于权力的黑箱运作和信息屏蔽下,我们并不清楚,或者我们没有看见不同政治力量同时在场的事实,从而产生政治失控的联想。

有了这种竞争性的政治力量的存在,我们可以引申出政治权威的塑造问题。因为只有替代性的政治权威的长期缺乏,才会意味着实质性的社会失序。那么,替代性政治权威如何形成呢?其实在当代传播条件下,政治权威的塑造已经有了一套通则,当原来的政治力量出局的时候,并不需要太多的时间,新的政治力量就能完成组合,粉墨登场。

我们不得不把中国的政治转型放在一个国际化的情景来分析。如果中国开始转型,毫无疑问,这是人类史上民主化的第四波,也许是最后一波,而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民主化转型已经期待很久,没有一个国家有实力主导中国逆动,也就是暗中使劲,反转中国的民主化过程。同时,中国的政治转型可以充分汲取所谓的后发优势,可以借鉴拉美,苏东,印尼,南非,韩国,台湾等国的转型经验,尤其是在对历史真相的挖掘,对威权体制罪恶的清算,和权威再造等方面,都有充分的知识和研究,国内也有一群有心人在这方面做了比较系统的了解和阐述,因此中国的政治转型面临一个最亲和的国际环境。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镶嵌在其中的中国民间力量。中国民间力量在有哪些力量呢?简单的说,有充分的话语权,有广泛的社会交往网络,有充裕的物质基础,有各种各样的人力准备,并且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礼物:互联网。最近10年中国社会力量快速成长,通过多个成功个案的历练,这已经是一个充满活力和自信的独立力量,这即是中国政治转型的最大动力,也是转型期间社会秩序的最大保障。

当然,中国这么一个庞大国家的政治转型,期望一个平滑的,天鹅绒一般的转型自然是不现实的,一定程度的社会震荡不可避免。转型成本最小化也往往只是一种善意期待,而不意味着某种固定的转型模式。要减少震荡的代价,需要契机,需要公共理性的成长,需要政治人物的历史责任,也需要对社会转型的理性认知。但是反过来说,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是,在社会张力日益积累,在矛盾不断扩张的社会情境下,这些都是倒逼社会转型的压力。如果以社会代价过大来拒绝转型,那样在逻辑上自我反复,在政治后果上,是鼓励制造更大的灾难。

需要重申的是,历史并不是一个既定程序的展开,历史是人们行动的后果。因此,那些担忧未来震荡的人们,如果真是认真对待他们的担忧,那么除了用脚投票的权贵群体,完全可以参与到历史进程中来,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历史的塑造过程中,而参与才是化解莫名的对未来恐惧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转型期的良好秩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一个个公民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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