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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目前已成“怪胎”   

2010-02-11 13:33:5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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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目前已成“怪胎”
北方可可

 

中国的国有企业如果历史地去看,它实际上就是经济体制从计划走向市场之后的一批“遗留物”;当然了,国有企业的存在即便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有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世界上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也都有少量的国有企业。然而,在笔者看来,我们的国有企业今天看上去实在就是一个“怪胎”了,它很难被解释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或者说必须存在的那样的国有企业。

 

国企该向谁负责?

 

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正常的企业,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须向董事会负责,董事会须向全体股东负责。然而,在我们的国企那里,那些国企经营管理人员在向谁负责呢?是国资委吗?那么,国资委又是一个什么机构呢?它是国务院底下的一个官僚机构,还是代表全民(国企股东)的一个国企董事会组织呢?这差不多就是一个傻瓜问题了,因为事实是明摆着的,国资委与其它政府职能部门并无什么本质不同,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官僚机构罢了,就连国企的那些高管们,其头顶上不也都顶着大大小小的乌纱帽吗?比如一个国企的负责人就常常可以“空降”到什么地方,然后“顺利当选”那里的地方官员。从这个角度去审视,国企的这些负责人可谓也企也政,甚至政重于企。一言以蔽之,就是那句老话:政企不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那么,政企不分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它到底向谁负责呢?答案很明了,那就是“向上负责”而非“向下负责”。“向上”即向上级领导,“向下”就是向全体股东——13亿老百姓。其实,这样的分析并无什么新鲜之处,但答案也是板上钉钉。那么既然是“向上负责”,说白了就是向自己的乌纱帽负责了,股东们自然就不会被当回事了,这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放眼看看那些国企的相关情形,我们就可以看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了。也就是说,国企在产权继续不明晰的情况下,谁掌握经营权事实上谁就几乎可以决定企业的一切了;换句话说,那些走马灯似的国企领导就成为对国企“说话算数”的人了。于是,诸如国有资产流失、“国企老总的天价年薪”等这种为公众唾骂的问题就不难理解了——没有老板,打工仔不乱来就是怪事了。

国企负责人之所以只会“向上负责”而不会向股东负责,从国企负责人的上岗机制也可以看得很明白。按理说,一个企业的总经理是为企业打工的,企业董事机构可以透过市场机制来遴选合适的人选,即面向那些职业经理人来选聘。然而众所周知,国企的那些负责人并不是这样的遴选路径,他们都是由“组织研究”决定任命的。如此“官员任命”般任命企业负责人,他们岂能向股东负责吗?而向股东负责,这不仅是公司法的基本要求,更是作为投资人所必须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

总之,国企是一个企业,还是政府的一级特别机构;国企的负责人是一个官员,还是一个职业经理人;或者问,国企作为全体股东出资形成的一个企业,为什么常年见不到股东的回报?我想,这些问题可以说谁都扯不清。因此,我得这样说,目前的国企实际上就是体制上不伦不类、看上去又四不像的一个“怪胎”。

 “全民所有”等于“全民没有”

 

如果严格从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来看,国企属全民所有毫无疑问,即13亿人人人有份,人人皆为它的股东。不过,坊间的一句流行语也对这样的理论性结论作出了形象而又准确的回应:“全民所有”等于“全民没有”!理论与实践总有距离吧,我们权且如此自慰。的确,如果我们自问,我是那些国企的股东吗?该怎么回答呢?是,也不是吧。是,有理论支撑;也不是,那就是你再自问一次:你分到过哪怕一丁点国企的利润吗?或者问你行使过任何股东的权利吗?显然,所有那些国企与我们这些具体的股东个人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关系,这就是今天的现实情况。

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初,一些学者曾经提出,将国企股份具体均分划拨到全民个人账户,有些学者还进一步提出了其它的相关性政策建议,虽然他们的出发点在于以此刺激国内消费(有了具体的股东资产,民众就可以放心花钱)。然而这样的建议在笔者看来,它首先就是一个法律要求,因为那些国企资产本来就属于全民所有,抽象化为具体而已。因此,刺不刺激国内消费,将国企产权明晰化都是应该、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然而,只要我们回到现实当中就会发现,学者们的这一建议事实上难免太过天真了,历史总有它的惯性吧。

其实,说到国企为股东创造利润,这几乎就是一个笑话。首先,我相信任何人都不曾见过一分钱的国企利润吧,这不用多说。其次,国企的利润又去向哪里呢?我想不外乎以下几种可能吧,一是国企一直自留利润,至今或许已累计不少,当做替我们股东存款吧;二是上缴国资委了,但这个账目我们无从知情,虽然我们是股东;三是转移到其它什么社会公共基金了。我想基本上不外乎这几种可能吧,其它的可能性不应该存在,因为那是股东的合法收益,任何人没有作其它处分的权利。再次,我觉得国企现在还存在其它一些关乎股东合法权益的问题,比如有些国企已在境外上市,而在人民币尚不可自由兑换、中国公民投资境外股市尚无具体渠道的情况下,透过行政垄断攫取垄断利润的境外上市国企,其巨额利润的分配当然不可能有境内公民的份额了,因为你没有可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购买它的股票。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些境外上市国企,它采取的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企业运营方式,而是在境内几乎不存在竞争对手的条件下攫取垄断利润。也就是说,靠垄断经营从中国国内市场取得垄断利润,而这些利润按照国际相关规则需要回报国际市场上的持股股民,但这些股民当中不可能有中国公民。

股东投资企业,却常年不见股东回报,“全民所有”等于“全民没有”,这当然就是一个“怪胎”了。

 

国企当真可以保值增值吗?

 

如果我们问:这些年以来,国有资产是所谓的保值、增值了,还是国有资产一天天“渐行渐远”了呢?有关方面所谓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一说,当然还可以有一堆数据说话,然而这些有所“增长”的纵向比较数据,在笔者看来,除了这些垄断行业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其垄断规模不断加大之外,就与国企的经营水平谈不上什么关系了。换句话说,国企经营规模的扩大,哪怕是其利润的确有所增加,但这是不是国企的经营水准上了一个台阶呢?大家心照不宣吧。中国工商银行是所谓的“全球最赚钱的银行”,然而这是由于它的经营能力超强吗?如果这样认为岂不成笑话?简单来说,我们的银行经营实际上就是“坐收渔利”,因为以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存量来讲,目前的国有几大银行的经营,实在就是“就此几家,别无分店”了,在这样的高垄断之下,不赚钱可就真是傻瓜了。从这些国有银行的利润构成看,由于它的产品品种十分单一,其绝大多数利润就只是来源于传统的利差;而与世界成熟同行相比,中国银行业的利差比国外高出14倍!而这又是垄断的结果。

在笔者看来,国有企业在当前这种体制下要实现所谓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过激一点说,这几乎就是不可能的。第一,国企在经营机制上相对来说毫无优势,或者说只有劣势,这一点此不赘述;第二,形态上如同党政机构的国企,其机构臃肿、冗员充斥也是人所共知,其典型表现除了生产一线员工较之民营企业为多之外,国企还背负着大量的党政冗员,比如党政工团等等这些人员负担;第三,由于事实上的股东缺位,国企的经营管理人员向股东负责必然是一句空话,因此国企的监管缺位也是某种必然。想想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所谓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其可能性有多大呢?而那些由于市场需求增加、垄断规模加大而获得的数据,充其量就只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假象而已。一句话:只要市场放开(或者招标经营),垄断不复存在,国企必将在竞争中全军覆没无疑,或者保守一些说,也会所剩无几吧。

去年末段,有关国企的两份文件在媒体上很是惹眼:一是《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二是《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按照过往的阅读经验,我们如果反读这两份文件,便会有这样的揣测性结论: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在廉洁从业、薪酬管理方面出了问题,而且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眼下的事实也是如此,比如近期就有中石化前总经理陈同海、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副总裁张春江等都因经济问题落马;与此同时,国企高管人员天价薪酬等问题也都遭到了舆论的挞伐。

说到国企高管人员的薪酬问题,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最近说,央企高管现在的年薪定得并不高,平均薪酬60万元。李荣融又表示,“央企高管薪酬中,1/3是基薪,2/3跟业绩挂钩,当然有的基薪比较高,但这样做也是有所控制的,为了大企业的持续发展”。六十万并不算高?我想,高还是不高,民众自有评论吧。“2/3跟业绩挂钩”,试问:中国移动这样的高垄断企业,它的业绩又有任何实际意义吗(李荣融说,现在央企高管年收入最多的是中国移动老总王建宙,2007年是133万元)?据报道,关于上述“限薪令”,也有一些央企的高管认为,他们通过努力,使企业得到了较好的收益,这也需要在薪酬上体现出来。另有说法是,与国内民营企业比较,国企高管人员的薪水很低;与国际企业高管人员比较,国企高管人员的薪水就差得更远。坦率讲,如此比较,这几乎就是恬不知耻了——垄断经营、坐收渔利,却要拿市场化的薪水,这其实已经某种程度不要脸了。我想,这种说法其实就与中石化前总经理陈同海“每月交际一两百万算什么,公司一年上缴税款两百多亿。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同样可笑,乃至可耻了。因为透过行政垄断而坐收渔利,这样的企业领导有人就说“只要不是傻瓜,人人都可以做国企领导”。因此,“垄断性经营,市场化付薪”的要求实乃笑话。

实际上,上述两个文件的基本内容也是某种老调重弹罢了。那么,这些文件的再次下发,它到底会不会对“规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行为,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发挥重要作用”,所谓的限薪令,它会令行禁止吗?我想只要看看这几年以来的事实,相信公众就会自有评论。可以说,没有人会相信,随着这两个文件的下发,“天价年薪”就不存在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就都廉洁自律了。事实上,国企早就被人们说成是一块“唐僧肉”——谁都想咬上一口。问题的关键就是体制问题,如果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就算再发多一些类似文件,文件也只会是文件,而不可能成为约束国企负责人的什么“戒律”。

还可以把话题稍微扯远一点,“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你说这不是典型的政企不分吗?有哪个国家的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企业呢?就算是计划向市场过度尚未最终完成,那也该由国资委来管这事尚且还说得过去。不过,这种怪事或许对于国人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些国企负责人不是都还享有行政级别吗?这也是一大中国特色吧。如果这样看,国务院或许就不算是多管闲事了。

(本刊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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