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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告赢了政府"( 转贴)  

2007-04-14 10:29:2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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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公民>>月刊

 温州养殖户连环行政诉讼案

2003年年底2004年初,110多位养殖户承包的温州市龙湾区5500亩养殖池塘发生了特大污染事故,据当地渔业协会估计,经济损失在1.7亿元左右。根据调查,龙湾区和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园区没有污水处理厂,养殖池塘附近几百家重污染企业排放的污水和居民生活污水排入外海之前,都流经了养殖场的进水口,是污染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遭受如此巨大打击的养殖户们从此开始了他们漫长的维权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一连串的连环诉讼使得这个事件逐步引起媒体和社会关注,以至被评为2006年影响中国法治进展的10大案件。

回顾这些连环诉讼案件,将有助于人们了解有效的维权行动如何推动法治的真实发生过程。

这些连环诉讼案件中,除了起诉龙湾区和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部门和代理律师袁裕来其他单独提起的诉讼之外,受到广泛关注并最终获得胜诉判决的主要是以下三个诉讼。

 

1.污染案告环保总局

对于此巨大污染案件,养殖户们向浙江省环保局提出投诉,被批转温州市环境监察支队办理。该支队调查认定滨海园区存在未经验收投入使用的问题;由于园区是浙江省环保局审批的项目,因此建议浙江省环保局作出处理。根据相关规定,滨海园区将被责令停产。但浙江省环保局一直没有作出处理。2005年8月29日,养殖户们向环保总局提出复议申请,环保总局行政复议办公室亦作出不予受理决定。 养殖户们于是在北京中院状告环保总局。

2006年6月14日,北京中院判决环保总局败诉。判决结果认为:撤销被告环保总局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责令环保总局于判决生效后60日内,对原告孔祥仁等82人提出的复议申请重新作出决定

 

2.补偿案告市政府

 污染事故发生后,温州市人民政府向养殖户发放了每亩900元的补助费,但跟渔民所遭受的损失来比,这些补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渔民们通过诉讼,上访,甚至抬着死鱼死虾抗议等多种方式进行维权的压力下,政府出台了新的补偿协议,给予渔民6500元/亩的补助,但是这跟渔民的实际损失依然有很大差距。让养民更难以接受的不仅是补偿价格和实际损失之间的差距,还因为这其实是一个强制性的补偿方案“好几个人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被带走和被询问。据出来的人讲,只要签了同意政府规定的补偿数额合同的,就可以马上被放出来。一些承包面积较小,又有很多顾虑的人,签了。但不超过 15 个。”其中的一个养殖户描述到。

按照袁律师的安排,养民决定向温州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龙湾区政府的强制补偿协议做法。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温州市政府驳回了复议申请,理由居然是被申请人主体资格不合格。 两个月后,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养民把温州市政府告到了龙湾区法院。 在2006年10月,告赢环保总局的4个月后,强制补偿协议告市政府的官司居然也赢了,龙湾区法院居然判决温州市政府败诉,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3.强拆案告公安厅 在北京市一中院审理养殖户起诉国家

 

环保总局一案时,这些养殖户的维权经历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却导致养殖户与当地有关部门的矛盾再度激化。

2006年4月29日、30日两天,近700人强行拆除了养殖户们的养殖池塘的陡闸、管理房等养殖设施。此前,4月23日,滩涂的发包方温州好村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曾经在《温州日报》刊登公告,要求养殖户们在4月28日之前自行清理腾空养殖池塘,否则将强制腾退,一切损失由养殖户自行承担。养殖户普遍认为,这起拆除并非只是温州好村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所为,为了查清真相,他们于6月30日向温州市公安局提出投诉,因为有关人员的行为已经涉嫌故意毁坏公私财物,要求依法予以查处。

然而,两个多月过去后,温州市公安局没有作出任何答复。

9月2日,养殖户向浙江省公安厅提出复议申请,请求责令温州市公安局对于他们的投诉作出处理。

9月19日,浙江省公安厅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理由是拆除相关建筑物的行为系政府行为,不能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理,养殖户的复议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

  10月11日,养殖户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浙江省公安厅不予受理决定,判令浙江省公安厅受理复议申请并及时作出复议决定。养殖户希望浙江省公安厅能够责令温州市公安局查清本案的事实。

2007年1月4日,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浙江省公安厅不予受理的决定,限浙江省公安厅于判决生效后5日内受理养殖户的行政复议申请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

2007年1月16日,养殖户已接到浙江省公安厅的通知,浙江省公安厅已经开始履行法院判决,受理养殖户的复议申请。

到目前为止,养殖户们已经赢得了三个有代表性的官司的胜利。败诉的三个行政机关是环保总局,温州市政府,和浙江省公安厅。其中对环保总局和浙江省公安厅来说,这次败诉都是1949年以后的首次。

当然,对于养殖户来说,这些官司的胜利很难说是真正的胜利,这三个官司的胜利都是体现在法律程序方面,都是要求相关行政机构重新作出复议决定,而对养殖户的侵权并没有在实体意义上得到救济。

一起普通的污染案件如何在漫长的时间里,逐步推演为一个高潮迭起,席卷数家行政机关,并广受关注的标志性案件呢? 无疑,渔民的坚韧,律师的智慧,相关行政机关违法行为都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

没有渔民的坚韧,当地政府的威逼利诱早就可以把这些维权诉求给化解为无形。客观的说,在这个个案中,地方政府也展现了一定的“灵活度”,比如对于养殖户的补偿从每亩900元增加到了6500元,对于养殖户的分化,瓦解更加不遗余力,CCTV社会关注栏目的记者沈亚川通过他一手的采访报道生动的记录了地方政府和养殖户在这方面的“斗智斗勇”。只是没有律师的专业和智慧,这些连环行政诉讼案件也早就夭折。这种智慧,尤其体现在行政复议和诉讼的交叉结合方面,使得诉讼的程序通道展现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跌宕起伏。养殖户们最初在温州本地展开的诉讼要么不被受理,要么败诉,几乎在法律层面就已经走到绝境。在袁裕来律师的安排下,把环保污染事件投诉到浙江省环保局,并在此基础上向环保总局而不是浙江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巧妙的把法律维权领域导向北京,以反制地方行政机关的公关努力。而北京中院对环保总局的败诉判决终于在法律层面给了养殖户们一线正义的曙光。

 

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关行政机关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实在是这些诉讼案件得以接续连绵的推手。这里有太多的如果:如果当初开发区企业的设立之前,能经过正当的环保评估和认可,污染不会发生。污染案件发生后,有关行政机关能按照法律,惩处违法者,并给予权利受侵害者以救济,那么后续故事的精彩也就没有机会上演。考虑到温州开发区,当地企业,以及地方政府机构的利益勾结,这些“如果”显得有些苛刻的话,那么国家环保总局和浙江省公安局作为没有直接利益相关的机构,按照法律的规定,对于下级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必要的调查和裁定,以体现行政复议这个法律原则设立的初衷,那总并不是苛求吧。可事实上, 他们的反应就是冷漠的“不予受理”,也因此逼迫养殖户们把他们推到法庭的被告席上去。

一起简单的环境污染案件,延续数年,走完了几乎所有可能的法律程序,现在又从终点回到起点, 渔民们的实际损失依然得不到有效救济。这充分说明了中国法治生态的艰难,法治的崇高目的让“正义在每一个个案”中得到体现,依然只是一种美丽的图景,而不是生活中的真实。 这些个案演变的轨迹也清楚的告诉人们,法治政府从来不是公共权力机关主动建设出来的,法治政府是公民们为了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而逐步把纸上的法律规则落实到政府行为的一个过程。温州的“秋菊”们已经用他们的行动演绎了这个过程,用他们的坚韧对抗着行政权力的恣意,并逼迫行政机关逐步向法治的轨道回归。(部分材料根据中国青年报,21世纪经济报道和CCTV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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