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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王的命运和理想:西班牙民主转型  

2007-02-02 15:48:46|  分类: 关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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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前最后的国王

        今天的西班牙国王,1938年出生在意大利的罗马。他出生的时候,祖父阿方索十三世已经流亡海外。阿方索十三世是西班牙内战前最后一位国王,他当政的时期,世界和西班牙政局都在激烈动荡。他竭力使西班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维持中立,却无法应对十月革命对本来已经岌岌可危的国内局势的冲击。事后,历史学家说,在那个时候,西班牙只有“军队和无产阶级的对决”。这也是此后西班牙内战对决的基本阵营。

        在局面终于面临崩溃的时候,1931年,阿方索十三世选择了引退,去国流亡。历史书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在最后时刻,他手下官员报告说要惩处抓住的反国王人士,阿方索十三世说了一句被载入史册的话:“我再也不要看到流出一滴西班牙的血了。”史家公认,他确实是想避免西班牙的更多流血冲突。可是,他在位的后期,西班牙已经是暴力冲突的流血之地。他能够做的,也就是洁身自好,让自己的手上不再更多溅上西班牙人的鲜血。而作为一个君主,这等于是在承认,自己无力面对和处理国家的混乱。阅读西班牙历史,对欧洲君主制传统会有更多了解。无疑,君主把国家看作是“自己的”,可是,从另一面说,这种传统也意味着,国王必须“爱自己的子民”,这是国王的责任。面对上个世纪最初20年里左右翼思潮涌入西班牙,在那块炙热干旱的土地上形成互不相让的冲突局面,面对暴力和混乱,阿方索十三世出走后还说过另一句被载入史册的话:“我再也不爱我的人民了!”这句话所传达的绝望,大概只有王族能够真正理解。

        在他离开的时候,他看到了旧制度下君主的悲哀。临离开王宫的时候,他手下的人对他说,在外面大厅里,有将近50个人在那里等候着和他告别。宫外的局面已经非常危险,他非常感动地说,我一定要见见他们,竟然现在还有人冒如此危险前来告别。当他走进大厅,他发现,那都是宫中的仆人和厨娘,还有这些人的家属甚至孩子们。当他是一国君主时,围绕在他身边的显贵们,一个都没有出现。他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发青的嘴唇一直在颤抖。

        阿方索十三世流亡法国又转到罗马,直至去世,再也没有离开。欧洲的王室有一种说法,就是王室应该是游走的,你必须深入自己的民众,让百姓了解你,你也了解自己的百姓。而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家族是被迫流浪在外。阿方索十三世的儿子,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父亲起初想住在今天以电影节闻名的法国戛纳,可是,不久西班牙内战爆发,在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压力下,法国政府迫使他们离开。他们先到意大利的米兰,然后转到罗马。胡安·卡洛斯一世就在这个时候出生,正是西班牙内战的后期。给他施洗的是一个红衣主教,也就是后来的教皇皮乌斯十二世。西班牙内战后,意大利在法西斯墨索里尼带领下又开始备战,环境凶险。他的父母后来去了葡萄牙。虽然流亡在外,胡安·卡洛斯一世似乎从一出生就在西班牙的氛围里,他的父亲就是一个王子,他长在一个王子的环境里。不论他的家在哪里,父母身边永远围绕着许多西班牙人,其中不乏王室支持者。他从小是听着许多西班牙的真实故事长大的,而这些故事又常常带着暴力和血腥。做皇后的祖母告诉她,在她的婚礼那一天,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如何朝她的马车扔上一束鲜花来,而鲜花里包裹着一个炸弹。于是,新婚的白色衣裙溅上了马儿和车夫的血。当然,还有祖父阿方索十三世离开西班牙的故事。

        多少年后,胡安·卡洛斯一世曾经被问到,你是在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是个西班牙人的。沉稳的国王突然有点激动,他说,我躺在襁褓中,耳边听到的就已经满是西班牙、西班牙了。

流亡中的西班牙王子

        有的时候,君主责任甚至是一个过于沉重的负担。他的父亲唐·胡安相信,自己可能有朝一日会承继父亲王位,而他在自己的王位还完全没有着落的时候,已经想到必须给儿子严格的王子教育,因为儿子将是自己的王位继承人。

        于是,胡安·卡洛斯一世在8岁时就被送进了纪律严格的寄宿学校。校门一关,父母音讯全无,小王子感觉自己已经被父母抛弃了。他后来猜想,或许是父亲不让母亲给他打电话,流亡中的父亲深知西班牙是一个长期以来局势凶险的国家,本能促使他要把王子的性格训练得坚强起来,否则未来他将无法应付这个坚硬国家。最后,还是祖母前来探望,他才总算离开学校。祖母也是他的教母,是巴黎公爵的女儿,流亡中的西班牙皇后。在祖母的温暖陪伴下,他回到父母身边。可是,好景不长。1948年冬天,在里斯本一个清冷的车站,年方10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在父母的送别下,永远告别了和父母一起的家庭生活,独自前往西班牙。其原因是,他必须完成王子的教育,而根源又是他未来的君主责任。

        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祖父离开西班牙之后,西班牙就是共和国,通过选举,左右都执掌过政权,也都在自己执政的时候,无法消除敌对,也无法免除暴力。西班牙人当时没有认识到,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是在反对派可存在的状态下运作。他们忽略了这一点,就是在民主政治下,任何一方执政,反对方都必须有现实意义上的平等地位。选举得胜的一方,是获得包容对方、主导建设国家的机会,而不是获得一个利用民众给予的国家资源,去消灭对方的有利位置。在野一方,在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也应该是出于对全民有利的考量,同样不可以有那种恨不能要消灭对方的仇恨和行动。它的前提,就是双方要认同一个核心价值。这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否则,民主制度就变成没有规则约束的游戏,两圈一玩儿就玩儿不下去了。上世纪30年代西班牙共和国的左右双方恰恰是缺乏共同的核心价值,民主游戏也就肯定运作不下去,从政治对抗开始,走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局面,所有的人都被拖向两端,中间地带反而无法生存。当最后是内战决出胜负的时候,不论哪一方赢,民主游戏都只能煞车。走到这一步,只能说西班牙注定要有一段独裁政权的命运。

        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被公认是个出色的军人,却是个谜一样的政治人物。在所有人都认为他是纳粹同党、法西斯分子的时候,他却和希特勒周旋,不仅使得德国兵没有踏入西班牙一步,而且使得西班牙奇迹般置身于二战战火之外,甚至还一度成为犹太人逃亡的一条通道。他既冷酷镇压左翼,也镇压要求接回流亡国王的极右保皇派。他曾经宣称自己尊重西班牙传统,将在合适的时候恢复君主政体。人们认为他最在意的是自己的权力,他在西班牙维持了40年独裁统治。可是,出乎意外的是,他并没有自己坐上王位。二战结束后不久,佛朗哥把年幼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接回西班牙,让这位“西班牙王子”在自己的国土上接受传统王室应该接受的严格教育。事实证明,他理解中的君主政体,和保皇派的理解并不相同。可是,人们仍然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948年11月,那个寒冷的里斯本火车站,10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没有哭,他觉得父母不希望看到自己哭。面对“西班牙”,这位10岁的王子充满困惑的心情。西班牙王室在近代历史上可不是一个轻松的位置。他记得有一个对西班牙王室忠心耿耿的人写过一本书,其中有三条警告:第一条是永远不要住在马德里的王宫;第二条是永远要对“上层”紧闭你的大门,而对“中层”打开大门,他们才是社会的脊梁;第三条是,在你从流亡中归来,不要打开你的行囊,因为你随时要准备再次卷起铺盖走人。

        流亡者总是每分钟都在咀嚼自己的“丧失”,失去的东西很具体,从小熟悉的景观、气味、色彩和感觉,甚至还有那些“家乡才有、别处无法寻觅到的食物”。这些都在加深流亡者的情结,更何况一个王室的政治流亡。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眼中,父亲的流亡是真实的。父亲生在西班牙,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岁月,离开西班牙的时候已经18岁。对父亲来说,死在流亡中是世界上最坏的事情,而他们就始终处在这样的焦虑下,内战正打得凶,假如左翼胜利,他们就永远休想回国。虽然战争的结果是另一方胜利,可是,唐·胡安仍然有很多年无法回西班牙,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痛苦决定,让幼年的儿子先回去接受必须的教育。就这样,10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离开父母,独自前往西班牙。

从西班牙王子到未来国王候选人

        火车跨越边境,陪同他的人说:“殿下,这就是西班牙了!”小胡安·卡洛斯一世把自己的脸紧紧贴在车窗上。可以想象他的失望,西班牙很多地区是一片干旱的大地。胡安·卡洛斯一世形容自己第一眼看到的西班牙,就是龟裂的土地、贫穷的村庄、麻木的老人。他后来形容自己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就是我父亲整天念念不忘的那同一个西班牙吗?

        那么,你爱西班牙吗?胡安·卡洛斯一世说,作为一个王子,他受到的基本教育,是要用“心”而不是眼睛去看西班牙。去西班牙之前,父亲对他与佛朗哥的会见很焦虑不安,他再三关照说,你认真听他说话,自己尽可能少开口,做一些礼貌应答就可以。后来胡安·卡洛斯一世才知道,自己到达西班牙后,本来安排马上要见佛朗哥,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君主主义者的学生在监狱被殴打致死的事件,当时正在安葬,有上千拥护绝对君权的民众冲击墓园。王子来到西班牙的消息很快传开,这些民众又试图从墓园到他住的地方去,表示对旧君主制的支持。这样更加剧了紧张气氛,会见也就延后了。

        在他终于见到佛朗哥的时候,他觉得佛朗哥比照片上感觉要矮小。佛朗哥称他为殿下,从一个孩子的眼睛看出去,他很和蔼。以后很多年里,佛朗哥给他安排的教育,是欧洲传统的王室教育,和今天英国威廉王子大概差不多,只是他更多地接受学者的私人授课。上世纪50年代初,佛朗哥和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父亲唐·胡安见了一面,讨论他的大学教育和军队训练。父亲希望他在国外名校上大学,然后回西班牙读军校。佛朗哥认为这样不妥,因为部队里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读完大学回来,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年龄就会比军中同伴大一截,很难再和同伴建立深厚的同袍之谊。佛朗哥还认为,胡安·卡洛斯一世应该先在西班牙完成军事训练取得军衔,再在西班牙国内完成大学教育。他们谈了两个小时,最后是父亲让步,原因是他不得不承认佛朗哥的看法是对的。佛朗哥逐渐使得唐·胡安信服了他对儿子的教育安排。各军兵种的军校和军队服役,使得他因此在军队里有一批忠心耿耿的朋友,这在西班牙特别重要。和英美传统不一样,军人在他们认为的国家危难之际,要“挺身而出”出来干预政治,这种观念和做法,长期在西班牙被认为是一个“优良传统”。胡安·卡洛斯一世认为,假如不是他在军队的根基,他是绝对不可能做到他后来做的事情的。

        在佛朗哥时代,胡安·卡洛斯一世和当时所有的西班牙人一样,留在宗教传统中。胡安·卡洛斯一世还记得在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里,12岁的他被带到天使山的修道院参加弥撒,在地理上,天使山正好是伊比利亚的中心。山顶上有一个巨大的基督雕像,张开双臂迎接信者。1919年,他的祖父阿方索十三世曾经在这里举行仪式,郑重誓言把西班牙置于神的庇护之下。为了纪念这个仪式,在那里修建了一个天主教加尔默罗白衣修道院。1936年内战早期,一群左翼士兵,在这里审判了这个耶稣雕像,判其死刑。酒醉的士兵在这里盲目地扫出子弹,这个地方一度因此成为左翼的胜利象征。王子记得,他在寒冷中听这些故事,他从历史中看到西班牙的图景:它总是被划分为两个极端,胜利者在一端,被征服者在另一端。这一切和他父亲的梦想,一个团结的西班牙图景,完全相反。此后他在修道院参加弥撒,他似乎期待能够永远保存弥撒留给他的和平感受。

        1962年胡安·卡洛斯一世成婚。他已经结束了学业,他去问佛朗哥,我应该做什么,佛朗哥说,让西班牙人民认识你。他先随几个副总理学习政务,然后走遍西班牙的城市和大小乡镇。多半西班牙人欢迎他,可是,也有人向他扔土豆和西红柿。

        7年后的1969年7月,佛朗哥宣布,胡安·卡洛斯一世将成为他未来的权力继承人,在他自己死去之后,胡安·卡洛斯一世将登基成为西班牙国王。这是佛朗哥一个人的决定,这个决定并不顺理成章。先是王位的继承有争议。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父亲唐·胡安,是阿方索十三世的第三个儿子。前面两个王子一个有病,另一个是聋哑人,也都没有表现出未来国王的素质。因此,阿方索十三世自己最终是要把王位传给唐·胡安。但是,前面两个王子并不愿意放弃王位,直至他们去世,争议也没有消除。他们的儿子们,也就是阿方索十三世的其他孙子们,在不断声明自己对王位的权利。

        排除其他支系以后,另一个争议自然是在父子之间。唐·胡安还在,佛朗哥对儿子的任命等于是剥夺了父亲的王位继承权。在胡安·卡洛斯一世成长过程中,他在放假时还曾回到父母身边,平时也一直在电话中交流。最终,父亲是一半无奈、一半出于父爱和对儿子的信任,接受了这个现实。他在经历痛苦之后,对儿子说,很抱歉,是我当年自己的决定,把你置于如此为难的状况中。

        外界认为最可能生变的,是在1972年,阿方索十三世有一个孙子娶了佛朗哥最钟爱的外孙女。当时胡安·卡洛斯一世还没有登基,许多人转而支持作为佛朗哥外孙女婿的那个王孙当国王,可是佛朗哥并没有因此改变他认定的主意。

向彼岸的缓慢过渡

        西班牙内战是一个震动世界的事件。很少有这样的事情,能够这样把大半个世界都拖进一个国家的内战中去。对西班牙内战的研究,对随后40年佛朗哥政权的解读,都在很长时间里,被战争和内部的残酷对抗所封杀。研究者深入不进去,还没有进门,就被漫出来的血污没了膝盖,再进去就没顶了。所以,简化地给一个是非判断,是最安全的做法。于是世界上的左翼就认定佛朗哥一方是法西斯,而右翼则认定,失败了的共和派是苏俄的赤色分子。可是,别人尽可以在外面隔岸指点,西班牙人已经被圈在里面。分裂、暴力对抗、血流成河,从一个已经无法改变的现实,渐渐变成无法改变的历史。生活在西班牙,里面的人有一个如何走出历史陷阱的问题。

        可以说,在独裁统治下,所有的人在如何走出历史的问题上,都是被动的。唯一似乎有更多“主动”空间的人,就是佛朗哥。对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前途和培养方式,成为了解佛朗哥的一个窗口。佛朗哥是一个独裁者,可是,独裁者和独裁者之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有本质差别:就是有明白的独裁者和不明白的独裁者。这话听上去很奇怪,其实是很真实的存在。明白的独裁者知道民主社会是一种历史潮流,自己只是一个冲突社会无可奈何的结果,是一个历史过渡人物。而不明白的独裁者,会梦想独裁制度是社会的必然,会如古代帝制一样,千秋万代传下去。从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佛朗哥非常明白,自己只是一个过渡人物。

        佛朗哥只给胡安·卡洛斯一世提供一流的教育机会,很少和他谈起政治,也几乎不给他处理政治问题的指点和劝告。面对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社会,年轻的王子会不由自主地主动问佛朗哥,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我该怎么办?胡安·卡洛斯一世回忆说,在这个时候,佛朗哥会说:“我真的不知道。可是,在任何情况下,殿下,你都没有必要做那些我不得不做的事情。当你成为国王的时候,时代已经变化了,西班牙的人民也将和现在不同。”在胡安·卡洛斯一世要求旁听政治上层的会议时,佛朗哥还是那句话:“这对你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不可能去做我要做的事情。”

        对于胡安·卡洛斯一世,这是非常困顿的状态,国家冲突的历史,再加上他处在父亲和佛朗哥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说,他后来成长起来,他的民主政治理念的形成,是他所接受的西方传统教育的逻辑结果,包括欧洲的历史、法律、政治学,等等。这样的教育不但是佛朗哥一手安排的,而且,佛朗哥显然知道这样教育的结果是什么。国王后来回忆说,他的政治法学老师,后来是改革初期最好的帮手和议长,曾经告诉他,你不必担心自己要向保守派发誓维护佛朗哥时代的原则,我们可以逐渐合法地改变它,我们一条条法律地逐步修改。最终,他们确实这样做了,而且做到了。

        他回忆说,佛朗哥非常相信“瓜熟蒂落”这样的民间老话,相信时间的流逝会解决许多当时不可能解决的冲突。胡安·卡洛斯一世成长的时代,也是西班牙逐渐变化的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内战之后有了新一代的西班牙人,胡安·卡洛斯一世是和他们一起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没有内战一代人相互之间的深仇大恨。

        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状况很是复杂,一方面,他知道在很多年里,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汇报给佛朗哥,另一方面,他在佛朗哥的安排下接受最好的教育。佛朗哥没有儿子,后来,胡安·卡洛斯一世感觉,在某种意义上佛朗哥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可是,佛朗哥天性是一个态度冷静、沉默寡言的人,从不对他流露感情。佛朗哥给了胡安·卡洛斯一世充分的和自己父亲交流的条件。胡安·卡洛斯一世认为,从政治理想来说,给他最大影响的就是自己的父亲。不可否认的是,佛朗哥给王子安排的教育,正是他接受父亲理想的坚实基础。

        可是,胡安·卡洛斯一世也回忆到自己和父亲的分歧。父亲住在距离西班牙那么近的地方,却不能回来,而他则在马德里年复一年地读书。父子之间的交流一度因为对“西班牙”的认识而变得困难。胡安·卡洛斯一世说,18岁就流亡海外的父亲,就像任何一个长久流亡、长久没有回到故乡的人一样,故国越来越变成一个梦幻,西班牙成了他旧日记忆和想象的反射。可是,胡安·卡洛斯一世自己生活在这里,呼吸着这里的空气,他对自己说,父亲告诉我的那个西班牙已经是过去了,西班牙在变化,今天生活在那里的男人和女人,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西班牙人。可是,他又不能对父亲直说:“你错了,父亲,一切已经都变样了!你的西班牙和我的西班牙已经不再是同一个地方!”父亲一度对他很生气:“你怎么变得和佛朗哥的看法一样。”胡安·卡洛斯一世对父亲说,因为他和佛朗哥生活在同一个现实的西班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时时在以一个未来执政者的眼光来看这个复杂的西班牙政局。所幸的是,父亲最后能够接受“西班牙在变化中”的现实,开始愿意倾听儿子对现实西班牙的介绍和儿子一些看法的来源。这种交流使得理想和现实之间有了一个调整,这对未来的西班牙国王非常重要。

        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眼中,佛朗哥是个明白人,完全知道在他死后西班牙绝不会维持不变。对于作为他的权力继承人的“国王”位置,他也并不认为是旧制度下的绝对君权。胡安·卡洛斯一世也明确表明,在他执掌西班牙之后,他要实行民主制度。在去世之前,佛朗哥逐步向下属转移权力,他的部下也开始尝试对于新闻自由等立法的尝试。可是,独裁体制本身,以及地下反对派和地区独立运动的冲击,往往使得任何改革都处于进两步退一步的摇摆中,不可能有本质的转折。在佛朗哥病危的时候,胡安·卡洛斯一世去看他,佛朗哥拉住他的手,用力握住说:“陛下,我对您唯一的请求是维持西班牙的团结。”在表面上看,佛朗哥似乎留给他一个完整的西班牙,在他的统治下,西班牙人似乎是“团结的”,可是,胡安·卡洛斯一世清楚地知道,这个团结只是一个假象。因为,处于另一端的西班牙人并不能发出自己的反对声音。在那一端,有流亡海外的左翼政党,有在高压下如火山间歇喷发的区域独立运动等等。在高压撤出的那一刻,很可能立即分崩离析。

        独裁政治与生俱来的问题,就是权力的滥用,独裁政治下有太多的侵犯人权的残酷事件发生。独裁政治的另一个问题,哪怕是明白自己只是一个过渡政权的独裁者,仍然本能地害怕权力的退让,因为手上沾染的鲜血太多。因此,即便是明白的过渡者,也往往把过渡时期的长度定为自己生命的长度。这都是具有民主思维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所无法认同、甚至常常感到难以忍受的,虽然他比其他任何人更理解佛朗哥的复杂处境。这也是他和佛朗哥在感情上始终无法真正走近的根本原因。试图提前脱离这种独裁困境的一个尝试,是以明确的对独裁者不予追究的承诺,来换取他早日交出权力,换得国家的早日解脱。这就是智利对皮诺切特的做法。皮诺切特是一个和佛朗哥十分相近的独裁者。智利人民让皮诺切特在独裁执政17年后提前交出了权力。可是,智利对皮诺切特处理的后续发展证明,这样的做法显然还是具有极大的争议。最后开始试图起诉皮诺切特的正是后来民主化以后的西班牙。

        在这样的独特处境下,胡安·卡洛斯一世学到了“观察、倾听、自己保持沉默”。1974年,胡安·卡洛斯一世对一位历史学家说:“我要做一个现代的国王,维护国内和平,否则任何进步、任何发展、任何公正都是不可能的。而目前我还不能有任何作为。”佛朗哥的统治维持了40年,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看来,变化应该可以更早到来,后期的佛朗哥其实是在浪费他和西班牙人民的时间。然而也由于他对佛朗哥的更多了解,在胡安·卡洛斯一世成为国王以后,人们注意到,他从来不在公众面前批评佛朗哥。

新的起点

        1975年11月20日,统治西班牙40年的独裁者佛朗哥终于去世。在佛朗哥的葬礼上,只有智利的皮诺切特前来出席。

        佛朗哥政权本身是一个独裁政权,树敌无数。而胡安·卡洛斯一世又是佛朗哥一手培养起来的国王候选人,因此,在那一天,胡安·卡洛斯一世对站在他身边的人说,他一点不知道,现在,他是将戴上西班牙人民给他的王冠,还是将看到一个“人民卫队”向他走来,手里拿着逮捕令。

        两天后,1975年11月22日,胡安·卡洛斯一世正式宣誓,加冕成为国王,世界各国政府的政要大多出席了他的加冕仪式。

        胡安·卡洛斯一世是当时整个政府中唯一的“新人”,全套班子都是佛朗哥留下的。这些人感到紧张,他们知道变化是必然的,可是他们不知道变化会如何发生。他们的担心并非没有理由,因为在西班牙历史上,几乎只有两个极端的轮换,没有整个国家和睦的政治共处。假如另外一端上台,他们本人的安危都会成为问题。而整个国家和睦的政治共处,正是胡安·卡洛斯一世所追求的父亲的政治理想:“要做全体西班牙人的国王。”

        胡安·卡洛斯一世明白,自己最终的角色,应该是君主立宪制度下英国女王那样的虚位君主。可是,现在,如同佛朗哥是内战后的一个过渡,他必须是介于佛朗哥独裁统治和真正的君主立宪制之间的过渡。他必须利用佛朗哥留给他的权力来尽快地、和平地完成这个过渡。

        在以后的几年里,胡安·卡洛斯一世所做的事情,是将西班牙从专制政体安全平稳地过渡到一个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所有的反对派都被容许公开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争取公众的选票,被所有的人称为是20世纪的一个奇迹。时过境迁之后,在西班牙,“就连最保守的人都承认,哪怕是佛朗哥本人在,也会认为已经死亡的东西不可能维持不变。”

      胡安·卡洛斯一世一生都敬重自己父亲要团结所有西班牙人的政治理想,在他自己成功主导西班牙民主转型之后,他感觉,父亲的政治理想通过自己的手实现了。他说,我不必否认这是一个奇迹。没有一个国王做到过这样的事情。“我是一个合适的人,合适的时候,恰在合适的位置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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