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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2007-12-18 11:35:5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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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杰拉尔德•P•奥德里斯科尔和李•霍斯金斯

 

小杰拉尔德·P·奥德里斯科尔(Gerald P. O’Driscoll Jr.)是卡托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

李·霍斯金斯(Lee Hoskins)是太平洋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

摘要

繁荣和财产权是密不可分的。明确界定和强力保护财产权的重要性己被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广泛认可。私有制给予个人充分的权利,他们可以利用其资源来做合适的事情。支配权使得所有者可以自己的方式自负盈亏。通过衡量成本和收益,产生了经济学家所说的最优产出。从而提高了所有人的生活水平。

然而,只有在最近的几十年中,经济学家才接受“财产权是重要的”这一事实。纵观现代经济学的大部分历史,这一命题只是昙花一现,甚至最坚定的市场经济支持者也忽略了这一命题。这并不奇怪,人们对这一命题的无视导致了大量糟糕的发展政策。即便在发达国家,政策制定者以及国际机构己经认识到私有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们也只能能为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进程提供有限的帮助。尽管如此,政策制定者仍然可以避免制定破坏财产权的政策。

为什么是财产权?

发展失败的借口多种多样:自然资源贫乏、教育经费不足、历史,文化等等,最近,地理位置也成为理由之一。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在一篇文章中所说,我们不能通过检验错误解释成功。“在我们能够解释人们为什么会犯错误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解释他们为什么应该永远正确。” [2]

这就需要我们追问,为什么有些国家会繁荣昌盛?我们认为繁荣和贫穷的差异在于财产权,而当财产权被明确界定和保护的时候,国家便开始繁荣。

国民财富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研究员理查德·罗尔和约翰·塔尔波特写了一篇煽情的文章,“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发展”[3],经济发展是例外的,而不是典型的,正如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指出,成功的资本主义主要在西方[4],这一差异导致世界范围内让人难以置信的生活水平上的不平等。

根据不同的衡量标准,不同国家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原因超过100个。在2000年,卢森堡的人均GDP为$50,061,而塞拉利昂只有$490,这些数字是通过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的(PPP),如果以1995年的美元币值来计算,差距则更大[5]。邻近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可能是巨大的,根据不同的收入标准来衡量,美国的人均GDP是墨西哥的4—8倍,这种差异在社会经济学上的结论是惊人并广为人知的。保守估计,韩国的人均收入是朝鲜的17倍,这种差距必然跟今天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有某种关联。

20世纪30年代,芬兰和爱沙尼亚有着相同的生活水平。它们彼此相邻,有着相同的语言源头,他们的文化传统非常相似,很多价值观也相同。(尽管在地理上爱沙尼亚是波罗的国家,但它们自己认为他们属于北欧)而根据不同的计算口径,2000年,芬兰人的工资水平是爱沙尼亚的2.5—7倍。50年的共产主义统治必然是导致现今两国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

过去,东西德的生活质量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两个国家有相同的资源、教育背景、文化、语言、宗教、历史和地理环境[6],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异?

香港和新加坡是城市国家,极度缺乏自然资源,与他们接壤的都是大而穷的国家。特别是香港,经历了来自贫困区域——中国大陆的长时间移民。然而,这两个岛国以每年5%的GDP增长了相当长的时间,新加坡的GDP从1962到1971年翻了一番[7]。而作为前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其人均GDP超过英国($25,153 vs. $23,509 以200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悖论比比皆是。尽管这些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奇迹,但中国的人均GDP在2000年仍不足4000美元,而台湾己经超过17000美元,是中国的四倍多(均以购买力平价计算)。艾伦·梅尔泽教授最近就这些类似实验室里的发展差异经验评论道:

在对这些国家的比较中,文化、语言和传统都是一样的,而发展结果却截然不同。以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为主的国家走向富裕,其它的则步履维艰,甚至走下坡路。韩国现在的平均生活水平和1945年的美国相差无几,而他的朝鲜兄弟,正在为生计发愁,以吃草根为生。我的大学同事尼克·埃伯斯坦德(Nick Eberstadt)指出了饮食和生活标准的影响之大:韩国七岁的小孩子要比朝鲜高8英寸(约20厘米)。[8]

事实上,历史表明,自然资源的丰富与否并不能解释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来说,资源丰富既非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在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曾有较好的经济发展,而资源丰富的国家同样出现发展落后的现象。石油的“诅咒”是众所周知的,[9]沙特阿拉伯的真实收入只是过去的一部分。尼日利亚,一个产油国,目前则被认为是严重负债的穷国。阿根廷,资源十分丰富(包括石油),但因为不良的政策和体制缺陷,最终落于长期的经济衰退。[10]

在他们的实证研究中,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产出和投资、人力资本和生产率相关。把实证关联放一边,他们的研究方法中存在重大的观念缺陷。相关性的两端衡量的是同一样东西。左面表示财富的流动,而右边的物质和人力资本变量衡量财富的存量。则如果用财富和一些“真实”财富决定变量来对财富进行回归,那么那些回归变量不太可能是显著的。意味着财富的存量很明显,如果用财富和一些“真实”财富决定变量来对财富进行回归,那么那些回归变量不太可能是显著的。[11]

勿庸置疑,经济增长的体制性因素被忽略了。即使将这一因素纳入实证研究中,他们也在解释经济增长中将它同财富做对比。而在对经济增长建模的过程中,体制性因素被忽视了。本文不准备回顾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历史,罗尔和塔尔波特对此有较好的贡献。[12]本文关注增长的要素:私有财产权。当然,我们从罗尔及塔尔波特的实证结果中吸收了经验。

罗尔和塔尔波特发现九个体制变量可以解释超过80%的全球人均国民收入的差异,财产权(+)与黑市行为(-)具有最明显的影响,其它变量分别为管制(+)、通货膨胀(-)、公民自由(+)、政治权利(+)、新闻自由(+)、政府支出(+)和贸易壁垒(-),感谢他们的论文给出了实证发现的诸多细节。在谈及财产权作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首要决定因素之前,我们要问,为什么财产权在过去会被经济研究忽略,我们不能将之归咎于经济学家的模型,但必须检查他们的理论依据。



[1]本文在私营企业教育协会年会(2003-4-6至4-8)提交。我们对与会者及他们的观点表示感谢。同时感谢Ian Vásquez、Richard Ebeling、Leonard Liggio、Maralene Martin和 Walker Todd,他们对本文初稿提供了建议。ion and Dow Jones, 2002), pp. 37–38.

[2]Friedrich A. Hayek, “Economics and Knowledge,” in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 34.

[3]Richard Roll and John Talbott, “Why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Just Aren’t,” Los Angeles, UCLA, Nov. 2001 (unpublished manuscript).

[4]Hernando de Soto, 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5]参见 Gerald P. O’Driscoll Jr., Edwin J. Feulner及 Mary Anastasia O’Grady, 2003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Washington: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nd Dow Jones, 2003), 参见标题为“全球人均收入(Per Capita Income throughout the World)”的表格pp. 432–35. 这一表格将用以随后的比较。

[6] 美国的官方统计忽视了这些差异。1989年,也就是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年,东德报出的人均收入(10330美元)比西德(10320美元)高。美国商务部,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GPO,1989),p.822。Bethell,p.12引用过。

[7]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Online, www.worldbank.org/data. 同时参见 Gerald P. O’Driscoll Jr. and Sara J. Fitzgerald, “Trade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Heritage Foundation Backgrounder no. 1617, December 19, 2002, 表1和表2以及pp. 6–7.

[8] Allan H. Meltzer,“Leadership and Progress”,美国企业研究所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讲座,华盛顿,2003-2-26,p.5。Meltzer比较了东西德、南北韩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华人地区与国家”。杰出的俄罗斯历史学家Richard Pipes在“Property and Freedom”中做了相似的比较(纽约:Alfred A. Knopf,1999),p286-p.287。

[9] Sachs和Warner发现自然资源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丰富的自然资源倾向于导致更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见Jeffrey Sachs 和Andrew Warner:“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5398, 1995。

[10]阿根廷经济在2002年紧缩了10.9%并且自1998年来一直处于衰退之中。其通货膨胀率最高达到41%,同时本币币值对美元贬值70%。另外政府还对国债违约。“Argentina’s GDP Contraction Breaks Record”,Wall Street Journal,2003-3-20,p.A16。该文完成后,阿根廷的经济开始了明显的复苏。

[11] 同上., p. 6.

[12] 对这些技术问题的讨论请参见同上.,p. 8 及p.13–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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