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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村是怎样炼成的  

2007-11-14 14:49: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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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这是新望先生的旧文。 新望先生关于苏南模式的研究是我对华西村评判的重要源泉。

 

 

 

灿若星辰的经济强村、名村,承载了 9亿中国农民太多的希望和憧憬。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政治文明的逐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也一再遭遇追问,对南街村,华西村的质疑不断见诸报章。
  华西村号称“中华第一村”,有许多耀眼的光环,如“社会主义农村的希望所在”、“农村现代化的雏形”等等;对华西村也有许多疑问,如“集体产权”是一种模糊和低效的产权制度。可华西村的“集体主义道路”为何取得了巨大成功?
  笔者想绕开这些光环和疑问来对华西做一番冷静和理性的分析。我认为,剖析华西村的成功之道,有三个角度值得注意:能人经济;家族经营;典型效应。
  
  强村后面有强人
  
  华西村是典型的能人经济。学术界也有人称为“庄主经济”。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也是依赖于乡村社会中的能人阶层,从“五匠”、社队企业干部、供销员,到农民企业家,他们是基层社会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是农村社会的世俗英雄,是小地方的大人物。
  以往,农村这种精英现象被人们大大忽略了。我在研究江南农村经济时发现,其实农村社会并非一般人所想像中的平民社会,恰恰是一个精英社会。强村后面有强人,几乎是一个普遍规律。大邱庄有禹作敏,窦店有仉振亮,沈泉庄有王廷江,刘庄有史来贺,万丰有潘强恩,南街有王洪彬,张金(幸福集团)有周作亮,黄金 (综艺股份)有昝圣达,华西则有吴仁宝。
  我把他们称为“农村社区领袖”。这些人具有儒家伦理传统,尊重现有秩序,愿意做村民经济上的带头人,政治上的保护人。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主要是一种软权力和影响力,或者说不是有“权”,而是有“势”。他们既是等级制官场社会的挑战者,也是最底层世俗社会的叛逆者。他们手里有实体,是新的生产力要素的拥有者。他们与上级政府既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有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对上”与“对下”是他们随时要处理的一对矛盾。他们的出现和壮大将对农村社会结构带来微妙的变化,使农村社会结构更加丰满和多元化。
  在多年的事业拓展中,他们养成了带有强烈个人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的企业家精神,随时都有创新和冒风险的冲动。他们尽管有比较集中的权力,却面对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群体;要走出封闭,有所革新,他们必须具备强大的组织协调能力,有时还带一些家长制色彩。基于创业和创新的冲动使他们与身边的环境和群体之间不断摩擦、平衡、妥协,乃至处在痛苦的孤独当中。坐卧不安,衣带渐宽,是他们普遍必经的一个阶段;而一旦传奇神话般的威信建立起来之后,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则开始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侵犯人权,甚至成为无法无天的土皇帝。大邱庄禹作敏、太仓马北村的陶月明、张家港巨桥村的夏建忠都曾显赫一时,但现在统统落马。
  
  家族经营的合理内核
  
  华西村在“公有制”、“党的领导”的宣传口号之下,实质上是家族经营。我们这么说,并不是否认华西的家族经营,恰恰相反,华西的这种经营管理体制的合理内核值得重视。
  早期的乡镇企业创办者往往是首先把亲届、亲戚动员号召起来,因为家族内部存在着现成的科层组织所需要的威望、信任和了解,而且组织成本较低。构成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在广大农村,一个传统的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比公社体制下的组、队等组织脉络延伸更广,更具亲和力和凝聚力。人民公社的三级组织并未能真正代替家庭的核心功能,家庭网、家族网并未因此断裂。尤其村办企业,由于其调配集体资源的范围小,资源少,权威性弱,人才匮乏,因此家族长老式的“企业家关系”、“企业家才能”就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国第一代农民企业家又有着极为特殊的经历。在长达几十年极其艰辛的创业和掌管企业的生涯中,造就了他们深刻的市场感觉,也造就了打着自己烙印的企业文化,与企业形成了血肉亲情般的关系。他们主观上希望最亲近最放心的人来继承自己一手开创的事业,亲生后代便是当然的最合适的人选。这是产生家族经营的决定性因素。江苏华西集团的吴仁宝与吴协东,红豆集团的周耀庭与周海江,万向集团的鲁冠球与鲁伟鼎,横店集团的徐文荣与徐永安,河南刘庄的史来贺与史世锦,江苏永钢集团的吴栋材与吴耀芳,都是老子董事长,儿子总经理。
  这种家族经营从某种程度上又弥补了“公有产权”的缺陷。制度经济学将公有产权看成“无主财产”和“所有者虚位”,其实这并不反映华西这类企业的实际产权状况。在这类企业里,资产的收益分配权有着清楚而实在的主体,这个主体就是企业的代理人。由于代理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产权拥有者,而只是企业利益的事实上的索取人,那么他为了掩护他索取的非法性,便倾向于采用一些非效率的安排来保护他的利益索取权,比如强化企业代理人色彩,引人家族制的一些做法,加强对于企业的控制等等。但这种冠以“集体”名义的家族占有存在许多法律障碍。去年笔者采访浙江的横店,村里的干部职工对徐文荣倡导的“社团所有制”颇有微词。主要担心这种所有制没有法律依据,万一出现纠纷,利益调整就有麻烦。
  
  典型效应不可小觑
  
  不能忽视因政治典型而带来的巨大经济资源和超额垄断利润。也即政治优势转化为经济资源。
  1961年10月华西大队正式建立时,下辖10个生产队。人口667人,土地面积845亩。从1964年到1966年,筑干渠,挖深沟,填废河,苦干了三年,华西开始崭露头角,一跃成为江阴县的五个样板大队之一。1970年代初开始,华西已是远近闻名的“南大寨”。1975年初舂,苏州地区二级干部会议在姑苏古城举行,在这次会议上,苏州地委任命华西大队支书吴仁宝为中共江阴县委书记,兼县革委会主任和县人武部政委。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江阴县选举出席中共江阴县第五届代表大会的代表,吴仁宝落选。此后,吴仁宝一直担任华西村书记,人称“老书记”。
  吴仁宝是一个政治化的企业家。他能历经几个历史时期,40年不倒。吴仁宝善以一个农民的智慧、精明和憨厚来迎合形形色色政治家的胃口。刚开始吴是一个“球”,被人玩着,后来他也开始玩球,他玩的是政治这个球。他的过人的政治敏感使他成为农民哲人、田野之雄、政坛一宝。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吴的这些本领得到子充分的施展,以其政治敏感捕捉到了种种机遇和巨额财富。
  迄今为止,华西村走的是市场经济的路子,是经过一点一滴的长时段的努力,才取得今日之成就。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但另一方面,华西村的典型地位和吴仁宝的政治运作能力,也使他们在竞争中占到不少便宜。1977、1978、1979三年时间里,仅江阴县水利局就为华西拨款8.5万元,另外,化肥、饲料、煤、钢材、水泥、木材、教学设备等均得到县里的额外支持。在价格双轨制时期,华西村大量倒卖钢材、汽车等物资。1998年前后纺织行业限产压绽时,华西村都得以大规模扩张。整顿小钢材、小煤电时,华西村的钢材厂、热电厂却得以超常规发展。另外,华西村可以到烟草等高度垄断行业分一杯羹,华西村股份能直接上市。没有政府的特殊照顾,实难想像。
  但“培育典型”、“树立典型”、“典型引路”实际上是传统体制下大呼隆式的计划经济管理方式,容易走向极端。为了树典型,争典型,就开始给典型“吃小灶”、“灌水”。为维护典型,放弃对典型的批讦监督,瞒天过海亦在所不惜。典型使个别人得到好处,但大多数生活在典型中的人并不感觉怎么舒服,“被迫幸福”,诚恐诚惶。从“文化大革命”和计划经济的历史中,我们看到无数典型在一夜之间訇然倒塌,烟消云散。
  
  名村也要与时俱进
  
  华西是历史的华西,也是一定体制背景下的华西。中国当今农村处在急剧变化之中。明星村、特色村、富裕村带给我们的惊喜将是持续的。一些新的名村在出现,老的名村会被赶上和超过。我们应该以平常心看华西。
  华西可改进的地方很多。如:消费上类似于供给制的分配模式,大而不当的万米长廊和过小的别墅窗户,不伦不类的“回归桥”,二十四孝亭为主体的农民公园,还有“文革”色彩颇浓的华西村村歌等等。双休日加班和政治学习都可以考虑更合适的替代性办法。青年一代的农民可能更加看重个性自山,要考虑到他们追求新鲜开放生活方式的正当性要求。在人治、德治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加强法治。另外,华西资产的技术含量不高,主业及拳头产品优势并不十分突出。尤其烟酒等产品的生产质量不掌握在自己手里,风险很大。而“仁宝牌”的商标对高级西装、衬衣而言并不一定合适。须知,知名的并不都是美好的——名村也要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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