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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资本分析 (转载)  

2006-12-05 08:55:31|  分类: 关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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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没查出来....

 

内容摘要:  近年来,社会资本理论已成为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理论分析的重要视角。社会学家运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来分析个人、组织与社会,并尝试用它来弥合社会学传统理论中的宏、微观之间的分裂状况,在诸多具体的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本文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特性及作用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资本,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同时为转型时期社会资本的建构提出了建议。 


  社会资本概念界定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初是由经济学的资本概念演变而来的。这一概念最早是作为经济学术语出现的,而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它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大,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都从不同角度研究社会资本问题。  
  最早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最早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Bourdieu)。布尔迪厄强调应建立一门反观性的社会科学,对现有的社会制度进行全面反思。他将自己的基本理论称为实践理论。这一理论有三个中心概念:习性、场和资本。布尔迪厄对资本有着独特的解释,他认为:资本是一种积累劳动,个人或团体通过占有资本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及文化资本是资本的三种基本形态。布尔迪厄于1980年在一本叫作《社会科学研究》的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并把它界定为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 布尔迪厄的概念是工具性的。他关注的是个人通参与团体活动不断增加的收益以及为了创造这种资源而对社会能力的精心建构。布尔迪厄的定义清楚地表明,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两个要素:第一、社会关系本身,它使个人可以获得其社会团拥有的成员;第二、这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布尔迪厄的重点在于不同资本形式的相互转化以及所有资本形式被简化为经济资本。他认为不同类型的资本只有在特定的内才是有效的,但各类资本之间又是可以转换的。经济资本是其他类型资本的根源,因此由经济资本向社会资本转换较为容易,而由社会资本向经济资本转换较为复杂,且带有一定风险性。但总的看来,对社会资本的投资的有利可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花费在与他人的交往上其实都是社会资本投资,其利润终将以物质或象征的形式表现出来。布尔迪厄的定义强调了关系网络化的体制化,同时他认为社会资本不是其他社会行动的副产品,而是个人或团体有意识的投资策略的产物。  
  在理论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而具体的界定和分析的第一位社会学家是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教授托马斯.福特.布朗指出:关于社会资本的第一个重要的表述是由詹姆斯.科尔曼于1988年提出的。” 1988年科尔曼首次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一文,对社会资本作了初步论述,后在其所著《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对社会资本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是建立在他的社会行动理论基础之上的。在其行动理论中,基本的社会系统由行动者资源两部分组成。行动者拥有某些资源,并有利益寓于其中……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面转让对资源的控制,其结果,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 包括权威关系、信任关系以及作为建立规范基础的关于权利分配的共识。这些关系不仅被看作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一种资源。当强调社会关系的生产性,把其当作一种资源来看待时,社会资本的概念就出现了。科尔曼从功能上定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 所谓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拥有的以社会结构资源为特征的具有生产性的资本财产,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特征,所以社会资本的投资者创立社会资本的行动往往为行动之外的个人带来利益。因而创立社会资本成为不符合行动者利益的行动。其结果,许多社会资本原是其他行动的副产品。科尔曼用功能来定义社会资本并不妥当,科尔曼犯了一个大错误……这句不恰当的话引出了那么多理论性不足,过于简单化和缺乏概念表述的论点,至今仍在困扰着社会资本概念的学术研究。” 这种定义容易产生循环论证的弊病,该定义没有明确地说明社会资本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这种逻辑使得人们用社会资本的功能来回答社会资

 

本是什么,而在论证其功能时又指出,正因为社会资本具有生产性等特性,所以能够产生这些功能,这就很容易把社会资本来源和其功能混淆,导致循环论证的错误。 
  真正使社会资本的概念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 D.Pu 
tnam
)。帕特南和其同事花了20年的时间就社会资本问题对意大利行政区政府进行了研究。在这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了《使民主运转》(1993)一书,书中提到的社会资本的概念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他认为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他认为像其它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它使得实现某种无它就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成为可能。同科尔曼的观点一样,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常常必须以其他社会活动的副产品形式出现。” 这是因为,他也认为社会资本一般来说都是公共用品,所以会受到私人当事者的低估,造成他们不会有意识地对其进行投资。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尤为关注信任这一点。他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研究意大利行政区域的过程中他发现在意大利公开精神发达的地区,社会信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伦理道德的核心组成部分,它维持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确保了政府的绩效。” 所以一个团体,如果其成员可以信赖,且成员之间能相互信赖,那么它能比缺乏这些资本的相应团体取得更大的成就。美国的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界定社会资本时也强调了信任的重要性。他提出社会资本就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共同遵守的一套非正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群体内的成员按照这一套价值观和规范彼此合作;而所谓的非正式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福山认为应该包括诚实、互惠、互相信任信任的作用像一种润滑剂,它使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作更有效。” 福山和帕特南都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通过分析以上几位西方社会学家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对于社会资本,不同学者的表述有所不同,但其基本的意义和指向是相同的,都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资源,它为结构内的行动者提供便利的资源,包括规范、信任和网络等形式。社会资本的特性及作用. 

  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这两种经济资本相比既有相似性,也有区别。相同的特点包括:(1)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样是通过积累而成的。像信任、惯例以及网络这样的社会资本存量有自我强化和积累的倾向。” 一次成功的合作能够在人们之间建立起联系和信任,而在此次合作中建立的社会资本又会有利于将来在完成其它任务时的合作。就像常规资本一样,那些拥有社会资本的人往往会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使用能增加而不是减少自身的供给,如果不使用它,它就会减少供给。(2)社会资本也需要不断地更新。社会资本的价值随时间的推移会逐渐降低,所以它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一样需要不断更新,否则将丧失其价值。无法保证期望与义务关系历时长久而不衰,没有定期的交流,规范也无法维持。” 总之,社会资本必须在不断更新中尽力维持。(3)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都具有生产性。科尔曼总结说像其它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使某些减少它就无法实现的目的完成成为了可能。他举了一个农村社区中的例子来证实这一点:在一个农村社区,一个农夫可以得到他人捆好的作为饲料的干草,他所有的家具会被经常借走,他可以完成超出他的所有的农具和设备所可以完成的工作。科尔曼借此来说明社会资本通过合作的促进而提高了社会效率。(4)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一样具有层次性。从拥有主体来说社会资本既可以是一个人的,组织的,也可以是共同体的。对于一个共同体,社会资本的主要作用是维持共同体的稳定和行动的相对一致性,明确共同体的认识感,从而提高共同体内部个人或制度的行为效率。具体到个人、组织上,社会资本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动员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的层次性一方面体现在不同的共同体中社会资本的存量不同,扩展度不同,另一方面体现在个人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拥有的各种资源不同,控制的社会资本也有所不同。 
  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不同的特性有:(1)社会资本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关系,存诸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之中。下图表明了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区别。经济资本存在于ABC处,而社会资本存在于AACBC之间,它无法离开个人而单独存在,却也不完全依附于个人。(2)经济资本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物质资本是有形的,可见的物质是其存在形式;人力资本是无形的,它存在于个人掌握的技能和知识中,表现为劳动者的经验和受教育程度。而社会资本却是无形的,它以社会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是一种能感觉得到,却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3)经济资本既可以为公共物品也可以为私人物品,而社会资本则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一旦形成就不仅仅是一个人能使用它,它只能存诸于两个以上的人中间。这也决定了社会资本的不可转让性,尽管它是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资源,但它难以被轻易地交换。 

  如前所述,社会资本具有生产性,它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样能为生产活动提供便利,这便决定了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社会资本逐渐被认为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许多有关农村发展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当地的经济增长来说,由当地基层协会组成的富有生命力的网络同物质投入、适合的技术或纠正价格(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灵丹妙药)一样必要。” 对经济增长迅速的东亚地区的研究也可以发现那里密集的社会资本的重要性,这些地区的经济有时被认为代表了一种新形式的网络资本主义。这些网络常常是以家族或是像海外华人这样联系密切的种族社群为基础的,它们能培养信任,降低交易成本,并加速信息的流动和创新。社会资本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社会学家马克.格拉诺维提出,当订立合同或谋职这样的经济交易是在社会网络中进行时,就会更有效率。” 在当代社会资本推动了从硅谷这样的高技术区到贝纳通这样的时装品牌的发展。经济学罗伯特.卢卡斯也不得不承认人力资本的积累是根本性的社会活动,各种人群都牵涉于其中,但是其积累的方式又无法从物质资本的积累中找到参照。 
  社会资本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了经济领域。社会资本对于创立健康的文明社会,也就是说,在家庭和国家之间开创群体和协会的王国至关重要。” 社会资本不是有效的公共政策的替代物,而是这种政策成功的前提,在某个方面还是它的结果,因此明智的政策能够鼓励社会资本的形成,而社会资本又是提高政府行为的效力。社会资本还是沟通个人和制度的中间物,个人行为能否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合谐,以及制度能否解决集体行为的困境,不仅取决于个人和制度本身,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中间媒体即社会资本。因为个人不仅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还有寻求共同体生活和被认同的需要,这两个需要也被人称为利益最大的理性和行为的逻辑理性。这两个需要始终处于钟摆式运动之中,因此制度的设计应该回应这种钟摆运动。但制度的僵化和滞后往往会造成个人的需要无法及时从制度中得到满足,在这个制度断档时段上,中间层的作用就明显起来,它能为个人与制度提供缓冲并推动社会制度的创新。帕特南在《让民主政治运转起来》一书里就提到,造成不同地区政府效率差异的就是公民精神”“公民心等基本的社会条件,换言之就是他们拥有的社会资本的多少。社会资本能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推动社会顺利运行,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 
  总言之,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及有效政府的前提条件。首先,公民参与社会网络培养了生机勃勃的普遍化互惠惯例。互惠是由一系列行为构成,其中的每一个行为都具有短期的利他性,但它们的集合一般会使所有参与者受益。人人都在一个互惠的体系中行事,这通常被描述为所谓短期利他与长期利已的结合。” 普遍的互惠把自我利益和团结互助结合了起来,是一种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遵循这一规范的共同体,可以更有效地约束投机,解决集体问题,一个依赖普遍互惠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更有效率。其实,公民参与的社会网络也有利于协调和沟通,并能放大其它个人值得信任的信息。在社会资本缺乏的情况下,通过运用各种正规的协调机制,如合同、等级制度、宪法、法律制度等,形成成功的群体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非正式的准则却大大降低了经济学家所标榜的交易成本,即监控、定约、裁决、执行正式协议的费用。” 社会资本能促进较高程度的革新和群体适应性。研究囚徒困境以及相关博奕的学者提出,通过反复博奕更容易维持合作关系。当经济和政府交易是在密集的社会互动网络中进行时,导致机会主义和胡作非为的激烈因素就减少了。密集的社会联系容易产生公共舆论和其它有助于培养声誉的方式,这些是在一个复杂社会中建立信任的必要基础。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资本 

  要研究中国的社会资本我们就不能不先研究中国的文化背景。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是儒家文化。儒家文明是结构分析主义的,它宣扬和提倡人与人之间建立合理的关系秩序,并坚信价值观或规范受结构制约,规则源于结构位置,提倡重视关系也就保证了关系秩序的实现 在中国社会中,在儒家传统的影响下,对个人最重要的情感性关系是家庭中的人际关系。旧时中国社会,国家之内的一切层次,一切类型的组织都不过是直接的、间接的、原态的、变相的家法组织。个人是家庭的零件,不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宗族不过是更高一层次上的家庭。国家不过是家庭的放大,家庭又像是国家的缩影。在家庭之外,个人和属于混合性关系的亲戚朋友交往的最高指导原则是和为贵,个人必须尽力和他的熟人保持和谐、良好的关系。当亲属朋友遇到困难时,他必须尽力帮助他,个人接受了别人的恩惠后他也应感恩图报,这就是中国社会中的人情法则。除了混合性关系之外,个人在家庭之外还可能为了获取某些生活资源而和陌生人建立工具性关系。在这种关系里个人和他人交往的主要目的是要以这种关系作为手段或工具,以便实现个人的目标,而不是要和对方建立长久性的稳定的关系。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曾指出,比之于西方社会,中国社会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中国社会的社会关系网络非常发达,亲属关系、朋友关系等强关系在社会资源获得方面具有绝对优势。费孝通教授在探讨中国社会关系的特点时用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来解释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他认为中国社会关系的格局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触及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运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差序格局深刻地表述了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特征。  
  由前所述,在中国社会的背景下,我们可以这样界定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是由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所组成,人们以社会关系为手段,以人情法则为指导进行社会交换以获取自己想要的社会资源。由于对家庭和血缘的强调,中国社会资本的核心是家庭,大部分的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和扩展,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有可继承性。汉语中开头的词,如同门、同学、同事等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社会资本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深刻含义,而且表明中国社会资本的主要载体是家庭、单位、学校等。其中家庭、家乡所体现的血缘、地缘关系是中国人所为个人所拥有的最主要的社会资本形式。  
  中国目前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变动。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初期,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在实现资本积累,推动人员流动上起到了巨大作用,但现在传统的社会资本已无法很好地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了。由于传统的社会资本已无法很好地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了。由于传统社会资本的局部过密及其与政治权力的过度联系造成了许多严重问题,突出地表现为:(1)经济组织形式的家族化,不仅不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且损害了现代信用机制的建立。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受到广泛批评的裙带资本主义就是一个深刻教训。(2)农村中家庭势力的复苏阻碍了农村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并且不利于培养现代公民的意识和直正的民主参与精神。(3)对地域利益的过度强调,不仅是经济上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重要原因,也是政治整合乏力的原因,破坏了政治的团结。(4)对人际关系的过度强调的传统和个人在建构自己的社会资本时权力的广泛介入,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缺乏法治精神。人际关系和政治权力的结合扩大了腐败的范围,损害了政治廉洁的基础。(5)普遍主义原则丧失,特殊主义原则盛行。普遍主义原则是市场经济所需求的行为准则,是制度化、理性化的产物。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特殊主义凌驾于普遍主义原则上,不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个人将很难做成任何事情,即使有明文规定必须去做的事(如司法),也要借助社会关系才能更好地执行。社会生活中人人痛恨社会关系网络,但又人人在都经营着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庞大关系网络体系笼罩下,社会资本成为人们为已谋取私利的产物。这些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导致社会信任的丧失、政府权威的丧失、社会阶层的冲突及其冲突意识形态的定型、社会不公平感的蔓延、个人与社会进一步疏离等诸多问题的产生。社会成员会产生剥夺感、无助感,社会效率会大大降低,社会活力也会消减。20世纪80年代曾出现所谓的信仰危机90年代以来则出现了信任危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一个国家的信任半径逐渐减小时,该国的社会资本则会不断下降直至丧失。 
  在转型过程中我们要提倡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即建立在公民权利义务基础上的,而非传统的血缘基础上的社会资本。鉴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转型期对社会资本的建构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对现有的社会资本形态进行改造,发挥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利用制度创新增加现代意义社会资本的规模。首先要把公民的权利落到实处,保护公民权利,同时培养公民意识、公民精神,倡导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恢复公民对社会对他人的信任,形成普遍化互惠惯例。其次,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同时,推动公民社会的发育,扩大民间组织的广泛性和行动的有效性,为公民把个人利益与团结互助结合起来提供条件。最后,在规范政治权力的使用范围,防止权利污染社会资本的同时,又要充分发挥政治权力对社会资本增值应有的正当作用。具体地说政治权力在社会资本建构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1)在法律上确定新型的社会关系;(2)提供稳定的制度背景和制度激励,与社会资本形成互补;(3)用法律手段调节不同的社会资本之间的冲突或矛盾;(4)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建构社会资本,对能够体现社会总体价值的社会资本以肯定、宣传推广;(5)协调社会资本,创造主体之间的关系。 
  总之,在转型时期,我们应在公民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中国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应该要以社会的制度化为基础成为法治的弥补,缺少制度支持的道德是软弱的,而没有社会团结的制度化则不可能实现社会的进步。中国目前的问题实际上是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现在不是社会资本过少,而是社会资本封闭性过强,过于分散,规模过小,向更大范围的转化缓慢;在社会系统的运行中社会资本替代了制度;社会资本形成过程中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更大范围的社会资本短缺。另外对于研究者来说,在研究过程中一定要防止社会资本成为既得利益的代名词。尤其在中国,个人或组织往往会利用权力来建造自己的社会资本。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一定要谨慎地使用这个概念。要在充分分析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的同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这种传统的社会资本向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转化的过程以及中国式社会资本的建构和界定上。不能把关系看作是中国社会资本的基本内容和本质,不能简单地从网络的意义上来理解社会资本,同时还要考虑网络中的规范、制度、信任、道德等范畴。这就是说,必须从总体的意义上来理解和把握社会资本这个概念。这样才能为我们社会资本的重建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


参考文献: 
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詹姆斯S.科尔曼著:《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罗伯特D.帕特南著:《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弗朗西斯.福山著:《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出版社2002年版 
张其仔著:《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常青:《社会资本概念论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9 
殷德生:《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一个理论综述》,《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7 
赵延东:《社会资本理论述评》,《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3 
10
、田凯:《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局限》,《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1 
11
、张海东、杨隽:《转型期的社会关系资本化倾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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